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国家督学、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中国书院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、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会长、江西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胡青,研究方向为中国书院史和教育理论,出版专著《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》、《江西考试史》等十余种,发表论文近百篇,主编《中国书院论坛》,曾多次应邀赴日、韩及港澳地区讲学交流。

“士病无所于学”,古代的科举制度、家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等孕育了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。江西古代书院在全国出现最早,数量最多,影响最大

江西书院在全国出现最早。比如高安的桂岩书院,是唐代幸氏家族所办。创办人是国子监祭酒幸南容,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,他退休后来到桂岩办学,这是历史上记载最早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之一。又如东佳书堂,在今天的德安县,是唐代陈氏所建,也是最早确有记载的教学型书院。还有华林书院,在奉新境内,由南唐的胡氏家族修建。江西古代书院数量众多,据1988年古代书院的普查数据,全国有书院7300余所,江西历代书院共有990所,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,居全国各省之首。江西古代书院影响最大。通常说全国有四大书院,白鹿洞书院被称为天下书院之首。朱熹制订的白鹿洞学规被南宋理宗推广之后,成为天下书院乃至官学教育的纲领和范本,影响所及,不但在国内,还远播东南亚。前年我到韩国参加国际书院讨论会,参观了韩国好几个书院,结果一看,他们办书院的准则规矩都是学白鹿洞书院的。而象山书院、鹅湖书院、白鹭洲书院与明代吉州讲会式书院,都是当时世人瞩目的文化学术中心,与书院有关的一大批学者,更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鸿儒大师。

古代书院基本上是私学,但后来也有少数官方举办的。一般来讲,书院的教育程度高于蒙学,相当于今天的高中直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。“士病无所于学。”古代的科举制度、家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孕育了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。

白鹿洞书院至今仍是朱子学派的“圣地”;鹅湖书院的世纪之辩影响深远;白鹭洲书院办学至今700年;豫章书院的“章水文渊” 为康熙所题;象山书院是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

江西古代四大书院,首先是白鹿洞书院,位于庐山南麓。唐贞元间(785-805)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读书于此,李渤蓄养了一白鹿自随,乡民称其“白鹿先生”。李渤后任江州刺史,在这里建筑台榭,名其地为白鹿洞。南宋理学昌盛,书院发达,两者互为因果,迭相促进,而这一切得益于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。此后,白鹿洞成为朱子学派的重要基地,“白鹿薪传”几乎成朱子学传承的代名词。

鹅湖书院位于上饶铅山鹅湖山下,“鹅湖之会”,是书院建立的前奏。朱熹、陆九渊、陆九龄、吕祖谦几位泰斗级人物在此举行了一场世纪大辩论,影响很大,于是后人在辩论的鹅湖寺旁边建了鹅湖书院。

白鹭洲书院在吉安市城东赣江的沙洲之上,是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读书就学的地方。白鹭洲书院办学700多年,一直到今天,学风得到了较好的传承,这在全国都不多见。

 

 

江西的第四大书院是有争议的。一种说法是豫章书院,在南昌,是清代官办的省会书院。它于南宋建立,朱熹三传弟子饶鲁曾在此从学于李燔、黄幹,后荒废日久。清康熙三十一年(1692)重建后,聘南昌进士熊飞渭为山长,康熙皇帝为豫章书院题词“章水文渊”。

另一种说法是象山书院,它是南宋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。象山位于贵溪境内,心学大师陆九渊在此地办学。现遗址上还有“象山书院”四个大字刻在山崖,是明武宗亲笔书写的。南宋时全国另外三大书院分别是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长沙的岳麓书院和金华的丽泽书院。当时“四大书院”有两个在江西,可见理学的繁荣和教育的昌盛。

祭祀先贤,学规约束,讲会砥砺,师生共勉,古代书院的多种德育方式和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,诸多精华值得今天我们去传承

首先说祭祀先贤。祭祀在古代,是一种最重要的道德教育方式。大家有机会翻翻江西的县志、府志和省志,在记录教育活动时,笔墨最多的就是叙述祭祀。祭祀的对象是谁,用什么贡品,祭祀者穿什么衣服,怎样演礼,怎样奏乐,规矩严格,记载翔实。祭祀有什么作用呢?我认为它首先是信仰教育,书院师生信仰的是儒学之道,读儒家之书与祭祀儒家先贤用庄严的仪式结合起来,提高了教育的效果。其次是榜样教育。比如文天祥,少年读书时看到被祭祀的庐陵先贤的画像后,欣然慕之,说“殁不俎豆其间,非夫也”,从小立下大志,后来写出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浩然诗句。三是乡土教育。书院祭祀乡贤,在烟香缭绕中,他们的尊容更加亲近真切。四是学派教育。书院一方面传授学派思想,一方面祭祀学派先师,两者结合,更好的凝聚了学派同仁。今天,我们也有与古代祭祀类似的教育方式,比如确定纪念日,修建纪念堂,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(如9•3抗战纪念日),在特定场合举行肃穆的仪式,缅怀先烈,不忘国耻,追思历史,鞭策后人。

其次是学规教育。历史上最著名的是朱熹制定的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。它规定书院教育的“五教之目”是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;提出的“为学之序”是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,其中“学、问、思、辨”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提高的阶段,而“笃行之事”,则包括修身、处世和接物。其中“修身之要”是“言忠信,行笃敬,惩愤窒欲,迁善改过”;“处事之要”是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;“ 接物之要”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。

朱熹在跋语中提出,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,是“讲明义理,以修其身,然后推己及人”,并不是为了辞章、钓声名、取利禄,而他所制定的白鹿洞学规,则是“取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”。他愿意和书院的学子们严格遵守,以进德修业。虽然学规中的这些思想早在儒家典籍中已经出现,然而,把它们汇集一处,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,形成较为完整道德修养的体系,却是朱熹的一大创举。在南宋到清末,这个学规一直是对书院师生进行道德教育最根本的规章。

再次是讲会砥砺。一般来讲书院讲会有三个作用:砥砺道德,交流学术,有时还要评论时政。怎样来砥砺道德呢?明代安福江右王门的“惜阴会”规定:“人立一簿,用以自考”,每人将自己的思想行为用本子记录下来,用于自我考察;“家立一会,与家考之”,家人也要在一起互相考察行为道德。在“讲会”中,德业和过失都要记录在册,以利考核纠正。今天有没有类似形式呢?今天也有,比如民主生活会,同志之间互相指出缺点,真诚相助,用这种方法来提高彼此的思想认识。

最后说说师生共勉。书院提倡师生间的共勉提高,老师鼓励学生向自己提建议、提批评。比如清代“易堂”的魏禧,就把自己比作“镜子”,希望学生是“磨镜匠”,要求学生不客气地指出自己的缺点,促进师生共同进步。

在教学上,书院也是各具特色。陆九渊在象山“常居方丈,每旦精舍鸣鼓”,他坐着山轿来到讲学的地点,行礼之后,登上讲座,容色粹然,精神炯然,音吐清。而在平时,他“和气可掬”,“随其人有所开发”,针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。讲学之余,他还经常带领学生游历山川,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。

白鹭洲书院是南宋吉州知州江万里所建,他亲自为学生讲授,“载色载笑,与从容水竹间”, 和学生融为一体,甚至忘了自己是地方的一把手。元代的教育家吴澄在书院讲学,“每遇学者,无不倾倒至尽。凡下者,尤反复嗟譬,至再四不厌,但恐已意如有不明。”对于那些理解能力差的学生,反复讲解,直到懂了为止。明代吴与弼的讲学则常在劳动时进行,经常披着斗笠,拿着农具,和学生一边耕作,一边讲论八卦。

学术自由,兼容并蓄;自行研究,大胆怀疑;师生融洽,共进学术的书院学术精神,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

书院的学术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借鉴。

学术自由,兼容并蓄。“鹅湖之会”,是一次著名的争鸣式的讲会,开书院讲会之先河。鹅湖书院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不同学派,尤其是对朱陆学说采取兼容与尊重的态度。一般来讲,朱门弟子祭祀朱熹,陆门弟子祭祀陆九渊。但鹅湖书院始终祭祀朱熹、吕祖谦、陆九渊、陆九龄四人。

自行研究,大胆怀疑。陆九渊有一诗:“仰首攀南斗,翻身倚北辰,举头天外望,无我这般人”,顶天立地,有思想,有作为,独立思考,特立独行,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。

师生融洽,共进学术。白鹭洲书院欧阳守道,爱生如子。文天祥说:“先生之德,其慈如父母,常恐一人寒,常恐一人饥”,“其与人也,如和风之着物,如醇醴之醉人。”教师像父母那样慈祥,像春风那样和煦,在这样的环境中师生共同学习,共进学术,的确令人向往。清代编撰《鹅湖书院讲学汇编》的,是铅山知县郑之侨,他亲自在鹅湖书院讲学,与87位学者共同编书,结成高效的学习共同体,学术成果,令人瞩目。

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瑰宝,是江西文化历史的奇葩,书院的繁盛,促进了江西古代学术、教育的发达和文化的开放

书院的繁荣,有利于江西学术的发展。《明儒学案》共有64个,收录学者206人,其中江西籍的48人,占总数的23.3%,近四分之一。这些学者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书院。书院繁荣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开放。自古以来赣文化不是典型的中心文化,因此,江西人好学、兼容、不排外,有着容纳外来文化的优秀品质。其实这与书院也很有关系。在古代,官学是有籍贯要求的,学生的户籍一定要当地的。而民办书院不是这样,无论来自何方,只要你愿意,都可以在这里就读,有很多外省学子来到江西就学。书院多,外来的教师与学生也多,有利于文化的互相吸纳。书院繁荣有利于教化的普及。乡里书院自不待言,即便是大师讲学的书院,也常面向民间乡里,将高深的理论向基层百姓通俗宣讲,书院成为理学社会化的媒介,促进了家族和睦、邻里安宁,形成了江西的良风美俗。

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瑰宝,是江西教育文化历史的奇葩,期望我们能继承书院的优秀传统,开拓更美好的明天。

(摘自:江西日报)